您現在的位置:首頁 > 印藝科技 > 印刷史話 > 陳力:中國古代印刷術的發明、應用及其相關問題

陳力:中國古代印刷術的發明、應用及其相關問題

更新日期:2018-12-19

2018年12月8日晚7點,四川大學史學大講堂第十五講“中國古代印刷術的發明、應用及其相關問題”在江安校區文科樓二區負一樓報告廳舉行。本次講座由陳力教授主講,霍巍院長主持。

講座伊始,陳力教授以中國科學院近期公布180多項中國古代發明引入對印刷術的討論。陳力教授總結了從傳統到近代,有關印刷術問題的研究重點。他指出,東亞學者關注印刷技術及其衍生出的版本目錄學問題;西方學者從諸如社會史、文化史等多種視角出發,研究印刷術本身。

陳力教授首先梳理了以中韓學者為代表的東亞學者對印刷術的研究。兩國學者激烈地爭論印刷術發明權;在共同取得活字印刷術具有“進步”意義的前提下,討論活字印刷術相關問題。陳力教授認為,中韓兩國研究難以擺脫民族主義的影響,使其研究視角受限,研究方法受限。受民族主義情緒的驅動,中韓兩國學者將視角和方法局限于通過追溯雕版印刷品材料的年代,推算雕版印刷術發明的下限。主流觀點認為,雕版印刷術出現于隋朝。陳力教授表示,他雖認同這樣的觀點,但區別于部分中國學者的論證。目前爭論的內容是雕版印刷術發明的時間下限,談不到起源;其次,將雕版印刷術視為一個事件而較少將其視為一個過程來論述。并主張摒棄因受民族主義的限制而糾結于發明時間,應當轉換視角將雕版印刷術視為一個過程,探討其發明與應用的條件。

陳力教授認為技術發明與應用需要三個條件:其一,技術原理的發現與應用;其二,技術應用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其三,技術應用的社會環境與社會需求。從這三項條件出發,陳力教授分析了雕版印刷術的技術發明和應用條件。首先,陳力老師通過列舉徐中舒先生購買的“殷商三璽”、馬王堆帛書中的雕版印刷織品、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銅質印花凸版等材料說明中國古人很早就發現并開始利用雕版印刷術的基本原理。其次,陳力教授指出,絲帛、紙張和墨在上古和中古時期已經產生。這意味著雕版印刷術所需物質條件已經具備。最后,陳力教授認為,影響雕版印刷術產生于隋唐的關鍵因素是社會環境與社會需求,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宗教因素。佛教的傳入與普及,佛經大量翻譯、結集促使了雕版印刷的產生;東漢末年,道教興起,道書日增。陳力教授向大家展示了國圖藏敦煌寫本《雜阿毗曇心論》卷十背后捺印佛相、《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等宗教文獻圖片并進行闡釋,文獻需求量大增,但文獻鈔寫困難,而雕版印刷批量生產宗教文獻緩解了需求不足的情況。

其次是學術因素。陳力教授指出東漢以后學術傳承方式的變化、經學的變化以及經學文獻數量的劇增都對雕版印刷的產生有巨大的影響。陳教授以《熹平石經》為例,認為《熹平石經》確定了儒家經典的文字,為日后中國學術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儒家經典文本的統一也為儒家經典的批量復制提供了前提。

最重要的是教育因素。陳力教授認為科舉制是雕版印刷進入實用階段的最大推動力。在唐代成熟的科舉制大大推動學校教育的發展,造就了一個龐大的讀書人群體,使得社會對圖書的需求大大增加,過去靠手抄的方式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正是這種需求推動雕版印刷進入實用階段。

陳力教授在此做一小結,認為以上諸多因素條件在隋唐時期具備,因此在隋唐時期雕版印刷進入普及和實用階段。進而回應了學者們爭論較集中的時間下限問題,認為這種問題是偽命題。陳力教授針對傳統中國學者的“五代說”提出解釋,認為對于古人而言,只有儒家經典才算真正意義上的書,到刊印九經時,雕版印刷術對讀書人才真正具有意義。這成為雕版印刷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因此傳統時代的學者將其視為雕版印刷之始。陳力教授提醒我們研究雕版印刷術要在教育、文化層面思考,而不僅停留在技術層面。

然后是社會因素。陳力教授指出,宋代以后的城市發展、市民階層壯大、消費群體擴大和力役制度改革等,使印刷出版行業趨向專業化。而雕版印刷品的大量普及得益于宋代商業發展為其流通銷售提供的渠道。

最后是政治因素。唐宋以降,特別是宋代的國家治理模式和法制化對雕版印刷業的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

上述五種因素作為社會環境與社會需求的重要內容是其在雕版印刷術產生和發展進程中發揮作用的體現。結合雕版印刷技術成熟所應具備的技術原理和物質條件這兩個前提,陳力教授認為可以做出雕版印刷圖書始于隋唐,盛于兩宋的論斷。進而指出雕版印刷術在元、明、清三代不斷發展,最終在近代被新式印刷技術取代。

借鑒之前探討雕版印刷術的思路,陳力教授去除了我們對活字印刷的許多誤解。例如誤把活字印刷當作中國文化的代表和象征性的符號,但實際上活字印刷在中國社會中從未成為主流。圍繞著重新認識活字印刷這一主題,陳力教授首先從文獻記載大致梳理活字印刷情況的輪廓,進而結合前述三個條件探討為什么活字印刷未能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

陳力教授首先簡單說明活字印刷的技術原理和物質條件早已具備。由璽印、青銅器銘文與活字印刷的原理相似以及春秋中后期的《秦公簋》“為活字版之鼻祖”得出這一觀點。從物質條件看,紙張和墨同樣適用于活字印刷。

接著介紹了關于活字印刷的部分文獻記載。陳力教授帶領大家重新檢視沈括的《夢溪筆談》所載“膠泥刻字”、王楨的《農書》中所載活字印刷的方法和《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提到的“晉天富銅版本”以及圍繞“天富銅版”的爭論,力圖澄清某些不合理的推論。

隨后,陳力教授介紹了西夏、回鶻、明代、清代的活字印刷應用情況和《增訂四庫簡明目錄》中活字印刷品書目的著錄情況,發現活字印刷的印量通常都很小。由此進入對“活字印刷為什么未能成為古代中國印刷技術的主流”這一問題的探討。

陳力教授認為,首先是技術原因。活字印刷的優勢在于一次性大量印刷,但缺點是不能長期保存版片。但在中國社會中,活字印刷的優點不能發揮,缺點充分顯現,這是活字印刷不能成主流的關鍵原因。除此之外,活字印刷不夠美觀,很難處理眉批、行間批、小字雙行字等中國傳統文本表達方式,很難處理彩色套印等等也是活字印刷的巨大技術缺陷。

其次是經濟原因。活字制作不易,短期、小規模印刷成本很高。印刷大部頭書籍勢必隨排隨印隨拆,重印、加印等均需重新排版;若一次性大量印刷又會帶來資金長期積壓、運輸和銷售等方面的問題。對此,陳力教授舉出了《古今圖書集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兩個例子,說明活字印刷成本高而產出少的問題。

然后是社會原因。活字印刷對排版、印刷、歸字工人的文化水平要求較高。但活字印刷術不是一無是處,在其適用范圍內則可以揚長避短。陳力教授指出,家譜、京報、通書等部頭小、印數固定、不需留版、需要隨時改動的材料就非常適合活字印刷。

為了加深同學們對前述探討中國印刷術技術原理、社會環境和社會需求這一思路的印象,陳力教授將中外活字印刷進行了比較。

首先是中國古代活字印刷術與歐洲的古騰堡活字印刷術相比較。陳力教授認為二者除了基本原理相同以外,其他基本不同。為了說明這一點,分別從技術、印刷文字、生產方式和社會環境這幾個方面比較了中國印刷術進而歐洲古騰堡活字印刷術。兩者在模塊用材和用紙等諸多方面的區別不僅受社會環境影響,以此為基礎而產生的印刷術工藝流程等也是對社會環境的適應。

其次是中國古代活字印刷術與古代朝鮮活字印刷術的比較。陳力教授認為,二者除了環境不同以外,其他基本相同。朝鮮地域較小和中國幅員遼闊的地理因素所產生的例如活字印刷運銷成本大等問題和政治因素一起影響了活字印刷術在兩地的不同發展所展現的異相。

講座的最后,陳力教授的總結揭示了歷史研究中“客觀”這一基本原則的重要性;提出了研究中國古代印刷術的新思路;并通過引用徐中舒先生的《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商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中的一段話告誡同學們研究歷史應當秉持文化自信而非文化自大的態度:“至于銅器與兩輪大車非我國所固有,在篤愛我國文化之人士言之,寧非憾事。但吾人尚論古史,當以史實為依歸。吾人由此知中國文化在遠古并非孤立,此亦非無益之事。吾人觀殷墟文物之盛,即在能擷取他人之長而迅即融會為己有,且發揚而光大之,吾人今日之恥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發明與日俱增,而我即追摹仿效,猶不能彷佛其什一也。”

在提問環節,霍巍院長提問道:“古騰堡印刷術的發明,對于當時的中國有沒有產生影響?中國當局有沒有意識到歐洲古登堡印刷術有可以借鑒的地方?”對此,陳力教授認為,古登堡印刷術對傳統中國社會基本沒有產生影響,到了19世紀后才在中國迅速擴展、普及,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郭碩老師提問道:“雕版印刷發明前,古代知識,比如五經,也通過碑、石的拓印來傳播,這種拓本模式與五代時期五經雕版印刷的競爭中,雕版印刷是如何勝出的?”對此,陳力教授認為,拓本在拓印藝術品上有優勢但成本太高,無法適應對圖書的社會需求。

熱烈討論之后,霍巍院長談了自己的心得體會。首先,霍巍院長認為陳力教授對民族主義史學的正反兩方面的點評很有意義。民族主義既弘揚我們的民族自信心,成為文化研究的動力,但反過來又可能阻礙我們科學的認知。從前關于印刷術發明孰早孰晚的爭論,在陳力教授這里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它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過程。

第二是陳力教授帶給我們非常系統的認識。陳力教授分析精彩,思維既嚴密又開闊。讓我們對印刷術在中國的誕生與發展,對中國文化及世界文化的貢獻,以及其與歐洲印刷術的體系有何不同,影響面有何不同等問題有了宏闊認識。一方面讓我們看到中國文明的獨特、悠久,另一方面讓我們注意世界上其他文明的貢獻。

霍巍院長認為,不僅是研究歷史,今天作為一個現代公民,也要尊重人類文化的共同性,我們的命運共同體,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這是中國學術、民族之發展、國家之強盛的根本動力。陳力教授不僅給我們講印刷術,還給我們講了科學的思維。

最后,霍巍院長指出,《古代狩獵時代考》可以與《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商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并讀,我們可以看到,在那個時代,川大的先賢已經有了世界性眼光,并不專擅,對世界文明有非常開放的心態,有非常開闊的胸襟與眼光。我們作為四川大學歷史系培養出來的學生,今天重溫徐老對我們的教誨,可以發現徐老的教誨與陳力教授講座中有一脈精神是相承的,那就是我們今天研究的歷史學并不是民族主義的歷史學,不要固步自封,要用科學的精神研究史學,要用世界的眼光來比定中國文化之地位。

發表評論

電子郵件地址不會被公開。 必填項已用*標注

彩名堂计划怎么看